为了身后和谐，早立“幸福留言”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讳言生死，到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排队办遗嘱”

　　“现在填申请，什么时候能来办？”头发微白的高个儿男子趴在围了一圈人的问询台上，提高嗓门向桌子后面的工作人员发问。“啊？就排这个要排一年？那么久？行吧，给我张表。”

　　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法务人员为老人登记遗嘱。

　　“现在不排不更晚了吗？”在他身后，两个大妈聊着天，“之前家里老人去世后特麻烦，我今年62岁就来了。”“是，现在麻烦点儿，以后孩子方便。”

　　“这预约卡我填行吗？正式办再让我家老太太自己来，她80多岁的人，这几天天天在家练字。”有人领完表正往外走，想起什么又跑回来追问。

　　“小伙子，我也要办，怎么个办法？我今年75岁，家里一套房……”一位老太太在问询台边站了良久，终于开口问道。

　　除了遗嘱，老人还可以通过中华遗嘱库给亲人留下一张幸福留言卡，写下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叮嘱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不大的房间，人声嘈杂，问询台对侧，几张木桌周边坐满低头填表的人，四五个穿西服套装的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不断被叫住、拉住询问各种问题。“你这儿负责接待的人是不是少点儿啊？”有位急性子的老先生忍不住抱怨。

　　这是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一间不起眼平房内星期一上午的场景。来这儿的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排队领表、仔细咨询，急于办的东西是自己的遗嘱。

　　这天填好并交回预约卡的人们被告知，按现在的排队情况，他们能在13个月后来此办理遗嘱。

　　“排队办遗嘱”并不是这条胡同里最近的新鲜事。2013年，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发起主办、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刚在西交民巷挂牌开张时，头三天就有600多人前来登记，一个月时间，预约人数超过8000人。当时，每天早上胡同里都能排出上百米的长队，因为咨询电话总占线，一些老人还投诉到市长热线。

　　根据今年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以下简称《遗嘱白皮书》)，5年来，已有近11万人在这家遗嘱服务机构咨询遗嘱相关事宜，并有8万余份遗嘱被登记保管。

　　不同于人们过去印象中那些传统、简单的立遗嘱方式——比如口头告知家人自己的身后安排、写一张过世后留待子女发现的字据、弥留之际以“遗言”的方式留下嘱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提早对自己的身后财产进行分配和规划。他们走进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或者中华遗嘱库这类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专业机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希望以此确保自己的遗嘱合法、有效，能按自己的意愿顺利执行，减少继承纠纷的发生。

　　为了身后的“和谐”

　　现在很多人因为遗产一家子感情破裂，办遗嘱就是为依法治家，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

　　与咨询预约房间一门之隔的小办公室中，一对夫妇正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起草自己的遗嘱。

　　“我们去年拿的号，排了半年才排上，今天什么证件都带了，连结婚证都带了，就怕缺什么还得再来。现在老年人都想得开，这人吧，你不知道哪天就怎么样了，办完心里踏实。”66岁的邱女士圆脸银发，快言快语，说话时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就是这屋子太小了，应该呼吁呼吁，换个大的，都说要支持老年事业，这可是大事。”她的老伴朱先生在一旁说。

　　尽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和睦美满，老两口还是决定早早办好遗嘱，“就是为让孩子以后少点儿麻烦，不要无所谓。现在媒体上老看见独生子女不能继承父母全部遗产什么的，这些我们也算有经验，我们家父母走在姐姐后头，姐姐的小孩要继承时，为把姐姐的东西都给他，我陪小孩去公证处排了5天队，要是姐姐有遗嘱，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邱女士说。

　　她所说的情况，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但每次都仍有读者感到吃惊。因为不少人都以为，不同于多子女家庭，遗产继承可能有各种情况，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遗产理所当然会全部属于其子女。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继承问题时，很多人发现事实未必如此。

　　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遗产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的，则按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

　　以邱家为例，邱女士的姐姐过世时，其父母仍在世，因此，她的财产由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继承。之后，其父母过世，他们继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转由邱女士等(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当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额继承母亲名下财产时，他必须把邱女士等外祖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带到公证处办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整个过程费时费力，且假如有亲戚不肯自愿放弃这笔财产，他也只能束手无策。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为订立遗嘱，我声明如下事实……在我去世后，我的以下遗产由……”经过1个多小时沟通，细致地将财产列明并安排，工作人员将协助邱女士口述起草的电子版遗嘱打印出来，请她亲笔抄写全文。

　　抄写后，她还要进行精神评估、录音录像、采集指纹等。下午3点半左右，邱女士夫妇完成了遗嘱登记，离开登记中心。

　　像邱女士这样，为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财产损失而来办理遗嘱的父母还有很多。

　　“我们来之前没跟孩子说，现在的孩子都还没这个概念。父母都是为了子女，你的父母也会为你考虑这些。”64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孟先生正和妻子一起填写遗嘱预约卡，“我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还单身，她以后也会结婚，说实话，对你们这代人的婚姻，我们可不那么放心。”

　　他提到《遗嘱白皮书》中的一条数据：2013年至2017年间，99.93%的立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出，继承人所继承遗产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此前，这被一些媒体称作“防儿媳女婿条款”，引起广泛争议。实际该条款仅在继承人离婚时才起作用，“老人勾选这一条不是防儿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变、是想保护自己孩子的利益，而且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也是老人的权利。”一位遗嘱库工作人员解释。

　　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内继承所得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财富给了孩子，她如果离婚就分出去一半，相当于从我孩子这里拿走了是不是？”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说，“主要房子是笔巨款，现在大城市一套房就几百上千万元。”

　　在孟先生看来，遗嘱是和谐社会的需要，“遗嘱的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现在很多人因为遗产一家子感情破裂，办遗嘱就是为了依法治家，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调解员协会数据，2007年以来，在16类民间纠纷案件中，唯有财产继承纠纷持续走高。因为生前没立遗嘱或遗嘱不规范导致对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鲜见，这促使更多人考虑到专业机构立遗嘱。

　　一位79岁的老太太这天是坐着轮椅被几个孩子推进门的，“我们从中关村打车过来。”老人家嗓门洪亮，“现在电视上那些调解节目，整天都是为家产打架的，老子跟儿子打、兄弟互相打，立个遗嘱，希望我走后他们别吵起来。”

　　在遗嘱登记中心待上一天，你会发现，在这里，看不到对死亡的忌讳，人们大方、平静又认真急切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事。

　　“对遗嘱的需求就像一座盖在浮灰下的火山。”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律师陈凯说，“老人们普遍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但他们一般不会跟人说，而很多还没意识到这种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龄也会考虑这件事。”

　　“从小的方面说，这件事关系着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和睦，我接触过的老人，有人为这闹心到睡不着觉的地步。从大的方面说，这关系着千家万户和社会和谐。”陈凯希望遗嘱能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虽然需求很大，但在各种老龄事业规划中，遗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充分认知，在养老服务体系里，定位也不够明晰。”

　　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

　　在专业人员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2007年，陈凯赴澳大利亚HWL律师事务所做交换律师。这年6月，相声演员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我和同事说到这件事，他们很奇怪，问为什么之前没立遗嘱？”

　　陈凯惊讶地发现，他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同事普遍在还很年轻时就立过遗嘱，并在必要时更新遗嘱。之后，他有意去问一些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发现情况同样如此。

　　以此为契机，陈凯意识到国内外在遗嘱问题上有着巨大差距，并在回国后将业务方向转向继承法领域。

　　他后来时常提及英国戴安娜王妃的例子：戴安娜36岁去世，其遗嘱立于32岁，“在中国，她这样年龄、这样条件的人恐怕未必会这么早立遗嘱。”陈凯说。

　　遗嘱中，戴安娜安排了自己的财产分配并为当时刚10岁左右的两个儿子作了一个温馨安排——将所有珠宝平分给未来儿媳。后来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订婚、结婚时，两位王妃都戴着戴安娜留下的珠宝。对此，威廉曾说：“我的母亲没有错过我生命中的重大日子。”

　　陈凯认为，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中国人对遗嘱的需求将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急速增长，房价也今非昔比，继承需求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迁徙流动、离婚率不断攀升等，让家庭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令更多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又使未来将有更多人产生遗嘱需求。

　　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做过两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抱有期待；中华遗嘱库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与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

　　“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过去很多老百姓随便一写就完，表述不清晰，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时很容易受到质疑，产生争议。遗嘱是否真实，立遗嘱人身体和精神状况是否正常、是否受胁迫等都是争议的常见焦点。”陈凯说，“从这个意义上，在专业人员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有子女提出遗嘱不是我父母写的，我父母精神状况不好等，我们可以出证。”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艳贺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等有一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

　　据介绍，2013年至2017年间，在中华遗嘱库保管的遗嘱中，已有536份生效。生效遗嘱中，164份有调解需求，其中132份调解成功。中华遗嘱库在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出具证明函，并均被认定遗嘱合法有效。